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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投注异常|周恩来与大庆和大寨

时间:2020-01-11 18: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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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投注异常|周恩来与大庆和大寨

什么是投注异常,文/胡新民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尽管因国民经济调整出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岁月,但同时又是全国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年代。当时涌现出了无数的典型个体和典型群体,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象征。这其中,分别代表工业战线和农业战线的大庆和大寨,成为了影响最大的两个群体典型。周恩来为宣传这两个典型、维护这两个典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在1964年末开幕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专门的篇幅介绍了大庆和大寨。关于大庆,周恩来指出:“这个油田的建设,是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就是通过大学《实践论》和《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解决建设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个油田的建设,也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坚持‘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的典范”,“这个油田的建设,自始至终地坚持了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相结合的原则,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关于大寨,报告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大庆出了问题,没法向毛主席交代”

我国石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解放后,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从解放之初就重视找油工作。1956年2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石油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要求在全国广泛开展石油勘探。毛泽东还说,搞石油艰苦,看起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经过石油战线的群策群力、努力拼搏,位于黑龙江省肇州县的“松基三井”,终于在1959年9月26日开始喷油,大庆油田从此诞生。1960年2月20日,中央批示:同意进行一次“大会战”,并请各地在不妨碍本地的勘探任务的条件下,予以支援。

早在大庆油田会战前夕,周恩来就指示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会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大庆会战开始后,数万名员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人人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对待当时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和困难,创造性地解决生产建设和生活中的许多难题。

党和国家领导人极为关注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从1961年的夏季开始,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等就先后来到大庆视察,并一直关心着大庆的发展。在众多的中央领导人当中,对大庆影响最大的还是周恩来。大庆人曾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大庆油田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

周恩来于1962年、1963年和1966年三次到大庆视察,对开发、建设大庆起到了巨大鼓舞作用。

周恩来在三次视察中到过大庆29个基层单位,同几万名职工和家属见了面,和许多人交谈过。在视察中,周恩来既展现了领导人的风范,又体现了普通人的本色;言谈之中既有政治思想的高屋建瓴,又有对工作上实事求是的指导和生活上体贴入微的关心。

周恩来第一次视察大庆时,创业之初的大庆十分艰苦,全体干部群众住牛棚、干打垒,以5两粮加野菜保三餐。周恩来在开往大庆的列车上听取有关负责人的汇报到深夜1点多钟,陪同的同志劝他休息。周恩来微笑着回答:“年纪大了,更应该多做工作啊!”

周恩来到达油田后来到1202、1203钻井队。工人们正在紧张作业,周恩来不顾现场溅出的泥浆,登上钻台看望工人。当他伸出手与满手油污和泥浆的工人握手时,有的工人不好意思伸手,周恩来就微笑着紧紧抓住工人的手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接着又风趣地加上一句:“咱们工人阶级就是有力量!”他还亲切地和围在身边的同志拉家常:“多大年纪了”,“当了几年钻井工人”,“老家在哪里”,“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服暖不暖,爱人接来没有……”

◆1962年6月,周恩来在大庆参观1202钻井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此行发现和肯定了大庆为现代企业管理作出的一项开创性的贡献——岗位责任制。此前,大庆的一个注水站发生了火灾,造成大事故。会战工委召开全区干部大会,决定开展“一把火烧出来的问题”大讨论,查隐患,堵漏洞,随后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度。周恩来在参观大庆首先创立岗位责任制的试点单位北二注水站时,详细地看了贴在墙上的各项岗位责任制度,边看边点头说:“好,你们这样做很好。”总理发现泵站流程图没有填写绘图时间,就嘱咐:“要把时间标上。”他还对化验员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啊!”这个站的职工此后牢记当年周恩来的话,严格履行职责,保证了多年的安全运行。

第二次视察,周恩来又是利用乘火车的时间听取了有关负责人的汇报,到油田后直接来到正在作业的工人当中。大会战的员工来自全国各地,周恩来有时听到不同的口音就聊起那个地方的话题。当听说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工人是湖南人时,便说:“好啊,是主席的老乡。湖南人都吃大米,在东北要吃粗粮,你能习惯吗?”那位工人回答说:“总理,粗粮细粮我都能吃,只要为国家多产油,吃什么都行!”周恩来听了马上说:“好,不愧为毛主席家乡人。”然后带头为他鼓掌。周恩来在登上了4米多高的装油栈桥时,关切地问当班工人:“冬天和雨天怎么办?”工人回答:“坏天气和好天气一样,坚守岗位,一丝不苟。”周恩来称赞道:“这是你们大庆人自己创造的严细作风,‘四个一样’好,我要向全国宣传!”

1966年5月3日,周恩来第三次来到大庆。 这一次是陪同外宾来的。同行的还有中央、东北局、黑龙江省、石油部的领导同志。他们到大庆后,一律住在“干打垒”式的办公室,家具只有硬木板凳、单人板床和茶壶茶碗等。到达后的第一餐饭主食是高粱芸豆饭、玉米粥,给外宾加一盘面包;副食是白菜、萝卜、土豆和粉条加丸子的大锅烩菜,装在搪瓷脸盆里。另外还有一荤一素。周恩来称之为“大庆饭”,并解释说比前几年好多了。外宾则说:“吃的是自力更生饭。”

这一次视察虽然只有28个小时,但周恩来几乎跑遍了整个大庆油田。中午到达后吃完饭就去了1202、1205钻井队,观看了钻井大队长铁人王进喜所做的操作表演,鼓励他们创造新纪录。接下来参观炼油厂,表扬了他们在管理上落实“岗位责任制”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委婉地告诉他们,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同类型炼油厂的员工人数还要少得多。晚上9点30分召开座谈会,在会上指出:“大庆相当于一个联合公司”。座谈会结束后,他又邀请有关负责人谈了建设新型矿区、改革教育制度、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等问题。直到第二天凌晨3时才休息。5点钟又起床办公,阅看外交部和中央发来的电报。上午先到工地视察,然后参观新建的工农“丰收村”,深入到食品作坊、理发室、卫生所、工人家庭和田间地头等地,考察了解工人的生活、福利、医疗和家属的农业生产等情况。临回北京前,他叮嘱大庆的几位负责人:“大庆又有进步,大庆是成功的。你们可不要忘了一分为二呀!”

“文革”期间,周恩来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次又一次地排除了对大庆的干扰。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大庆油田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型,肯定了大庆油田干部职工为国家作出的伟大贡献。

1967年1月,周恩来曾在有关会议上七次专门强调:“大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树立的典型”,“大庆出了问题,没法向毛主席交代”。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铁人王进喜和全国石油系统的群众代表时说:“为什么有人硬要反对大庆,为什么他们硬要打倒铁人王进喜同志,这是为什么?是阴谋,是为了毁掉毛主席树立的这个典型。”讲到这里,周恩来扳着指头一一阐述了大庆石油会战取得胜利的原因。他说,大庆靠什么打了胜仗?首先,靠毛泽东思想,靠“两论”起家;其次,靠大庆广大职工艰苦卓绝的辛勤劳动;再其次,就是靠全国各方,可以说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单单有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组织这次石油会战的领导人,没有这个会战的领导班子,等于说打了一个胜仗没有指挥员,行不行啊?不可能嘛!我曾三次到大庆,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那时候,没有任何厂矿像大庆取得那样伟大的成就。

同年3月23日,周恩来接见大庆代表时又讲:大庆会战是党中央决定的。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对我们是个考验。大庆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5年功夫石油年产量由97万吨跳到去年的1060万吨,这是伟大的成绩。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讲自力更生,1962年我去大庆,那真称得起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范。

◆周恩来视察大庆油田。

为了确保大庆油田正常生产,周恩来决定对大庆实行军管。决定起草后,他亲自作了修改。在决定的开头,他加上了“大庆油田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典型”。另一处加上了大庆军管会由石油部、沈阳军区共同领导。周恩来在谈到这个决定时还指出,这个决定毛主席、中央常委都看过,开头第一句话关系到大庆的政治生命问题,这是总体。这个文件是很慎重的,我是不会掉以轻心的,这是按毛主席批示办的。

在党中央、特别是周恩来的坚定支持下,尽管“文革”期间大庆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而且不断创造新的辉煌。到1976年,原油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产量5030万吨。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赞扬了大庆人的伟大贡献,赞扬了大庆精神。江泽民两次视察大庆,将大庆精神概括为:“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八个字。胡锦涛先后三次到大庆视察。2003年8月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专程来到大庆。他动情地高声说道,“从铁人王进喜算起,1205钻井队队长已经是第18任了。今后,我们还是要把铁人精神一代代传下去。把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发扬光大,把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保持下去。”2009年9月22日,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庆祝大会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举行。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庆祝大会并讲话。他说:“在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艰苦环境和激情岁月里形成的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集中体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和精神风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

实事求是地宣传大寨和大寨精神

大庆是那个年代工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而大寨则是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大寨人后来在回忆周恩来的时候,说道:“大寨红旗,倾注着周总理的心血”。

大寨的成绩是在大寨领头人陈永贵带领下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大寨人民公社下的大寨大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下,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逐渐被上级所重视。1959年10月,他作为山西省代表,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此后,陈永贵的事迹不断出现在山西省委的文件中,出现在山西的党报上,后来又出现在1963年中共中央主办的刊物《红旗》上。1963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大寨的长篇通讯,全国开始关注大寨和陈永贵。也就是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群众都感到只有靠国家救助,否则没有活路。但陈永贵说:“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也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这年的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同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报道《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陈永贵和大寨人多年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非凡成就,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受北京市委邀请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其录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配发了社论。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这样,大寨及陈永贵的事迹,在影响全国的同时,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注意。

1964年3月29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记载,“汇报中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的情况,毛泽东表示要看看陈永贵的材料。”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时,说:“要注意种好十六亿亩,在此基础上建设四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实行点面结合,这很对。要自立更生,要像大寨那样。”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了大寨,不过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毛泽东此次出行是3月27日从北京出发,途经邯郸、武汉、长沙、南昌、上海、南京等地,一直到5月13日回到北京。

周恩来则先于毛泽东注意到了大寨的典型性,而且一开始就提到了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学大寨的问题。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记载,1964年4月10日,周恩来和朱德、李富春、李先念等听取全国农业规划会议领导小组的汇报。周恩来对会议的总结提纲提出了意见,他说:“所谓会议做到了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群众指谁?是间接的,应该说清楚。介绍群众经验是好的,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各地条件不一样,一地的经验能否全面推广,还需要实践。讲大寨,要有点物质。到底大寨条件怎样?他们是用什么办法干的?‘八字宪法’是怎样贯彻的?国家给过他们什么支援?要说清楚。精神估计够了,还要讲点物质。只有精神没有物质不行,要两条腿。他们的条件不是到处都有,没有条件的地区怎么学?要说清楚。一九五八年以来,许多事情的精神都说得对,就是没物质,不一分为二,说来说去办不到,出了毛病。各地学大寨的精神,但也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各地要找出自己的先进典型,树自己的旗帜,因地制宜地推广自己的‘大寨’经验,不一定都到山西去学。”

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考察。廖带领三名助手和大寨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二十余天。他们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他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5月25日,廖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渐在全国农村形成规模。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报告中说:“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并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 758 000斤粮食,平均每户每年交售2000斤。”

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正值毛泽东的生日。毛泽东平时是不庆祝自己的生日的。这一年他71岁。12月26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安排了3桌酒席,请了几位中央领导人、来京的地方领导人。他还特地请了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邢燕子、董加耕等几位来自工业、农业和科技战线上的人大代表,并与他们同桌。宴会开始前,周恩来和陈永贵单独谈了半个小时,详细了解了一些关于大寨生产生活的情况。

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第一次来到大寨。后来又于1967年4月9日和1973年4月23日两次视察了大寨。虽然三次的时间加在一起不到20个小时,但他在大寨的一言一行,都使大寨人深受感动,又深受启发和鼓舞。

一个国家总理,来到一个相当封闭的小山村,几乎没有任何隔阂就融入了百姓之中,而且就是一个个小小的举动,使得大寨人有了“自家人”的感觉。第一次到大寨,他来到“铁姑娘”郭凤莲家,看望她的姥姥。周恩来在吃玉米面窝窝头时,切成了两半,一半自己吃,一半给郭凤莲,并意味深长地说:很长时间没有吃这个饭了,这是革命的饭,在战争年代还不一定吃得上呢!第二次到大寨,又吃了窝窝头,还把自己吃剩下的半个窝窝头,用手帕包起来,装在衣兜里,准备回去吃。他还特意带了一些大寨人做的玉米面烤饼,打算带回去给其他中央领导人尝一尝。第三次到大寨,又去看望了郭凤莲的姥姥,对她说:“我上两次来,你还记得吗?”老人说:“记得,记得!”周恩来说:“前两次来,凤莲还没有结婚呢。”这时郭凤莲端来窝窝头,让周恩来尝。老人说:“买的东西,不如自己做的好吃。”周恩来听了爽朗大笑,把全屋的人都感染得一起笑了起来。临走的时候,周恩来握住老人的手说:以后有空再来看望你。

周恩来注重得更多的是如何建设好大寨。第一次来到大寨,他对农田基本建设、农具改革、沤制肥料,水利建设、引进良种、培养自己的优良品种、直到绿化工作、林业经济等,都作出了实事求是而又富有远见的具体建议和指示。第二次周恩来踏上大寨土地,发现大寨山坡上已经种满了树木,梯田整修得更加平整,还修了蓄水池,便赞扬道:“变化真快呀,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第三次到大寨,周恩来看到虎头山上长满了绿油油的树,听说大寨人用酸枣树嫁接的大枣树已经结果,非常高兴,对陈永贵亲热地说:“永贵,我不敢认大寨了,大寨变化真大啊,你们老一辈、小一辈,干得好啊!”

周恩来第二次和第三次到大寨,正值他日理万机的“文革”期间。第二次周恩来去大寨,是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去的。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7年4月7日、10日和11日,周恩来同范文同举行多次会谈。“九日,陪范文同等飞大寨参观,当天返京。”同时,“4月7日、9日、10日三次接见天津各群众组织代表。”由此可见,周恩来当时是处于怎样一种忙碌的状态中,但他仍然挤出时间关注大寨的建设,可以说这不仅仅是对大寨的鼓励,也是对整个中国农民的鼓励。第三次到大寨,尽管因癌症身体虚弱,但他依然话声朗朗地鼓励大寨人,兴致勃勃宣传大寨精神。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3年4月19日—24日,周恩来与来访的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举行多次会谈,“二十二日,出席中国和墨西哥政府贸易协定签字仪式。当晚,和邓颖超同客人前往山西省昔阳县大寨访问。次日,送别埃切维里亚后返回北京。4月23日 在大寨与谢振华、陈永贵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谈话。”

◆周恩来夫妇陪同外宾参观大寨。

后来大寨人在回忆周恩来第三次到大寨时有这样的描述:当周恩来陪同外宾要步行上虎头山视察时,陈永贵说:“总理,可以坐车上山了,山上已修了盘山路。”周恩来说:“不坐车了,到了大寨就得有大寨精神,发扬大寨精神爬山哪!”到了虎头山上新修的蓄水池边时,周恩来向客人介绍说:“我1965年来时山上没有树,今日树木成林,又种了那么多水果树,梯田修得这么漂亮,又修了蓄水池,我说的,大寨人都这么做了,干了这么多事……”。在一旁的邓颖超风趣地说:“你们看,总理成了大寨的解说员了!”周恩来答道:“我来大寨三次了,对大寨的情况还是了解的。我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请永贵同志补充嘛!”墨西哥客人赞扬大寨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们说:“大寨人民的劳动精神是你们国家的榜样,也是第三世界的榜样,还是墨西哥的榜样。”周恩来说:“第三世界各国人民都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榜样,我们要向墨西哥人民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学习。”

关于农业学大寨的问题,正如本文前述,周恩来一开始就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文革”期间受到扭曲的时候,总的来说,周恩来还是心中有数,尽量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引导,使其回到六十年代初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轨道上来。1970年2月13日,他在全国棉花会议上谈到大寨经验时提出,各地区“应该找自己的种棉花的高产地区做模范”,“大寨经验是在山西,不一定在河北、江苏适用”,“各省都要找自己的‘大寨’”。“总的政策是,自力更生,估足困难,先公后私,国家帮助。”1971年,周恩来曾五次接见美国著名作家韩丁。在谈到大寨时,他说,大寨是一个许多人能够达到的榜样。但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变通,要考虑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地方。如果人人跑到大寨去学习,仿佛它是经典似的,那就不可能有帮助,反而是失败并且受到损害。大寨的核算制度不应当机械地仿效,大寨的石房子也是这样。原来,大寨的土窑房大多数在大水灾中给冲毁了。之后,陈永贵就带领大寨人民建造长长的一列列石窑房。这种建筑式样没有留下私人开园子的余地,也没有供家庭养猪的地方。如果所有的村子都应用这个办法,事情就会弄得一团糟。在大多数地方,群众的觉悟没有高到可以废除私人的园子和猪栏的程度。因此,我们实际要学习的,不是核算制度或房子这些具体做法,而是学习大寨人民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并真正地、有效地、深入地把它运用到他们的村子去。我们要学习的是大寨人民怎样贯彻执行“先公后私”和“基本上自力更生”的政策。

周恩来的这些“纠偏”的指示精神,通过一些有关会议传达到了全国各地,对当时农业学大寨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起到了较强纠正的作用。在1971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发出的综合简报第三期《当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中,强调:要正确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可只抓粮食,搞“单打一”。要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家庭副业。划清多种经营和正当的家庭副业同投机倒把、弃农经商的界限,不要不加分析地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对已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多数群众不满意又减了产的,要作适当调整。不能搞高指标,动不动就要翻一番。不能搞形式主义、“一刀切”等。这些问题的强调,使许多干部认识到,“收自留地、取消劳动定额、搞大队核算”是“学大寨未抓住根本”,会“走到斜路上去”,从而改正了这些做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论是山西省委,还是中央领导,在实事求是地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的同时,特别强调,周恩来同志总结的大寨精神,特别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但在过去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在今后的改革开放中仍然是值得提倡的。

在这个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某些人企图完全否定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表了一些极端的言论,有些甚至是攻击诬陷。这对那些一年到头在田间地头辛勤劳动的大寨人,特别是对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大队干部们的打击可想而知。1980年6月8日,邓小平亲切地对满肚子冤屈的郭凤莲说:“挺起腰杆,放开让他们说。不要怕骂,骂也是好事。我自己也是三起三落嘛。有时潮流来了是不可抗拒的。周总理去过大寨三次,我去过两次,大寨是干出来的!”“大寨精神永远没错。”“我有机会还要去大寨,他们骂他们的,我去我的,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对大寨……。”不久,邓小平在与陈永贵的谈话中,肯定陈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特定历史时期,为中国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农民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榜样。邓小平还非常严肃地对胡耀邦说,你去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1992年5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到大寨视察。朱镕基在听取了郭凤莲的汇报后说:“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治山改土、发展生产的精神,任何时候都是值得学习的,而且大寨应保持这种精神。”

尽管时代在变化,但党和人民一直没有忘记当年大庆和大寨实干兴邦的历史功勋。2013年4月28日,北京召开全国劳动模范座谈会,大庆代表胡志强(王进喜所在钻井队的现任队长)和大寨代表郭凤莲都应邀出席。习近平亲自到会并发表讲话。这是党和人民对大庆精神和大寨精神的再一次肯定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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